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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逊小姐是幸运的
  1962年，当卡逊小姐写出《寂静的春天》时，民众了解了农药使用中令人震惊的环境后果，她同时面对着杀虫剂企业、农场主以及部分科学家的攻击。不过该书引起的巨大社会震动，引起了政府的介入，从而导致了一系列限制杀虫剂使用的法律出现。

  因为资料缺乏，我们很难比较今天中国与《寂静的春天》出版之时美国的环境污染状况，然而在环保运动、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已经蔚然大观的时代，中国的一些环境灾难，往往要靠受害者的身体来加以鉴定并证实，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往往被急于发展经济的地方政府忽略，乃至人为违反。一些地方，当权者个人的利益与利益集团的利益出现重合，民众的权益容易陷入无望解救之境。近期爆发的湖南镉污染事件，再次显示了这种特色。

  设立在浏阳市镇头镇的长沙湘和化工厂自2004年4月未经审批上马炼铟生产线，很快厂区周围树木枯死，周围村民出现中毒症状。2008年后，当地村民对这家企业进行了大量投诉，直至今年4月该厂被责令停产后，湖南省、长沙市及下属浏阳市的环保部门仍然对该厂作出了“废水、废气中各类污染物均做到达标排放”的结论。

  政府无所作为终于引爆7月30日上千人围堵镇政府，从而激发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8月4日，湘和化工厂法人代表等5人被刑拘，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一名副局长被免职，镇头镇一名副镇长因持有该厂股份并接受贿赂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镉污染事件的环境监测结论也得以改写:主要是湘和化工厂废渣、废水、粉尘、地表径流、原料产品运输与堆存，以及部分村民使用废旧包装材料和压滤布等造成。

  虽然村民对湖南省环保厅监测结论仍有保留，认为未足以道尽污染的严重性，虽然最新官方结论在污染原因中拉上了“部分村民”，虽然浏阳市分管副市长仍在辩护该厂周边水源合格，不合格的只是土壤，然而“废渣、废水、粉尘、地表径流、原料产品运输与堆存”成为镉污染事件的主要原因，已经足以证明这家企业并不像事件爆发以前官方所说的那样:“废水、废气中各类污染物均做到达标排放”。

  卡逊小姐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开创了环境保护这样一个全新的领域，所受到的也不过是利益集团的攻击，而并没有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相比之下，今日中国的环保事件中，多有政府与企业联手推磨，使环境受害者无所告诉的情况。企业制造污染，政府证明“排放达标”，“没有污染”，在一些地方几乎成了通例。

逼人抗争与吊诡的解决
  本次镉污染事件，由一家企业违规建设而起，但长达5年时间，这家违规企业未被查处。当地居民受污染之害自企业违规投产之日就已经开始，但他们只能用自己的身体去不断证实污染的存在，他们用中毒症状乃至生命检证了污染排放的现实，而地方政府部门通过高深的检测报告，否定了他们身体所遭受的环境伤害。

5年时间过去了，所有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而群体事件发生后几天时间，检测报告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公正，各种“查处到人”的措施也得以施展，这难道要让人得出结论:群体事件的爆发直接促成了问题的解决，如果没有群体事件，问题就会继续摆下去。

  我们想象走上群体抗争道路的居民的无奈与愤怒，在此之前他们并非没有“合乎程序”的申诉和上访，然而“合乎程序”的道路于他们而言，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诱人于无望之境的磨损圈套，成了一个让人来回奔波而更增无助感的忽悠。

  镉污染引发的抗争，是一起典型的被逼而生的群体事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方面在自赞“态度积极”。是的，群体事件发生以后，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然而群体事件发生之前，他们有何积极的表现呢？环境监测报告对镉污染事实加以否认，这是积极的吗？居民不断上访与申诉所提出的要求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是积极的吗？

  一个极为吊诡的现象，是民众非被逼上群体抗争的道路，则任何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而群体抗争发生后雷厉风行的反应，可见问题本来并不复杂；而与此同时，群体事件又不能被视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功业，而要被作为社会秩序的破坏力量，“涉嫌寻衅滋事、蓄意阻塞省交通要道、围堵政府机关的为首者”会被“依法进行处理”。这是一个约瑟夫 海勒的“第22条军规”式的困局，秩序维护机制非得把人逼上群体抗争的道路不可，而群体事件又要被作为秩序的破坏行为受到追究。受害者的希望已缩小到只有群体抗争一途，群体抗争又要是被打击的行为。

我们无法理解这种逼人“闹事”而又加以打击的畸形机制，我们更无法理解“依法处理”抗争的为首者，而未必依法处理逼人抗争的权力者。当居民在无奈之际如同向天吁告一般到处申诉时，没有获得任何帮助，那些像天一样遥不可及的部门与权力者未必受到处理。

治理的废弛抑或失败
  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再取决于道理，而取决于冲突的烈度，而冲突的烈度既会促成旧问题的部分解决，又将成为新的打击的理由。这样的社会互动方式，这种“一波稍平一波又起”的管治模式，不是社会和谐之道，而是怨气积聚之道。

  我们不只是关注镉中毒事件的演进过程，更为关注的是这一事件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权力运作模式及其内在的机理。

  湖南镉污染事件的权力运作模式，是先期无作为，冲突烈度增大以后权力突然发力。这类似于某种程度的平战状态。平时状态下，权力是无所作为，得过且过的。紧急事态下，权力能够进行高效率行动，使人产生一种“只要想管，还是可以管好”的假象。然而，一个社会的治理，主要体现于平时，而非体现于紧急状态之中。社会秩序也体现于平时状态，而非体现于“一股作气”的应急状态中。一般状态下治理废弛，这是权力的重大弊病，它对社会信心和权力合法性的磨损无日不在进行之中，也对剧烈冲突起到了不断进行势能积累的作用。

  当冲突酝成以后，紧急状态中的权力尚有迅速调集应对资源的能力，然而冲突规模的扩大，正在使管治资源的调集范围扩大，一乡之火已非一乡之治理资源可以扑灭，一县之事已非一县之治理资源可以解决。由此而形成管治力量与抗争民众之间的临时集聚和高度纠结，现场规模的大型化使抗争者对管理力量的不满升级，从不满于村乡机构和官员，上升到更高层级的机构和官员身上，从而形成治理信用不断放达的雪崩。每一个群体抗争事件的发生，都在将更高层级的机构和官员直接推上民意对立的风口，使“上面是好的，只是下面搞坏了”的权力结构发生动摇。

  权力冷漠与僵硬并非个别的现象，公民“以身试毒”、“以命证污”、“开胸验肺”等等事件都已发生，而权力往往并不为动。群体事件仍然惯以“个别人挑拨，多数人上当”的模型解释，不过证明了权力者在意识形态上的颟顸。当人们只能以身体的损害来显示权益遭受的剥夺，当人们只能以群体事件来求取稍许安慰之时，这种治理方式显然是相当危险的。受损者呼号无地，正义者遭受打击，旁观者无奈自嘲，权力者任自逍遥，这些难道还要证诸历史教训？